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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城市】合肥“光明正大”式防疫帶給我們哪些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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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合肥“光明正大”式防疫沖上熱搜。合肥防疫視頻會上“來自中高風險和其他疫情發生地人員,無論是否提前報備,都可隨時光明正大地來”的表態成了當下的一股清流。事實上,除了此次表態,合肥此前的很多行動堪稱創舉。抗疫的“合肥模式”究竟有何與眾不同之處,合肥的做法又能帶給我們哪些啟示呢?

為探究這些問題,搜狐城市【城市會客廳】邀請華東師范大學城市與區域科學學院院長、終身教授曾剛,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公管學院教授馬亮一起深入探討防疫的“合肥模式”。以下是訪談精編。


合肥有強烈的底線意識

搜狐城市:合肥“光明正大”式防疫被廣泛熱議,您對此有何評價?

曾剛:合肥“光明正大”式防疫模式引起很多討論,我覺得有幾點值得我們關注。

第一,合肥的防疫充滿了自信,這個自信來源于當地“守規矩”,這個規矩來自哪里,就是法律。

法律是守護城市,保證國家公平正義的底線。合肥并沒有像其他一些地方做“自我授權”?,F在很多亂象,比如私設路卡、破門檢測,其實他并沒有資格這么做,法律也沒有賦予他這個權力,這是“自我授權”。

而合肥增設法律顧問,使防疫工作能夠依法依規進行,使各方有一個共同遵循的原則,讓城市運行穩健進行。

第二,他不僅僅有法律團隊,合肥市委市政府還邀請一些專業團隊、專業人士參與到整個防疫抗疫的規劃當中。防疫政策制定集思廣益,尊重專業人士的意見我認為也很重要。合肥還要求領導下沉到一線,尊重人民群眾的意見。

第三,合肥強調總體的協同。就是他的上級、下級各個部門之間強調溝通、協調行動,而不是根據自己的理解,根據自己的部門利益來開展獨立的行動。

總體來講,合肥政府不是把自己放在一個管理者的角色,他把自己放在服務的角色。合肥做得好的一點是,他不僅有理念,最主要他落實在行動上面,也讓進入合肥或在合肥的人民有更多的感受。

馬亮:我覺得合肥市的一些做法,特別是合法性的審查是非常好的,我覺得這樣的做法有很強的推廣性,具體來說有這樣幾個方面。

第一我覺得合肥市有很強烈的底線意識。

就是疫情防控毫無疑問要采取各種各樣的手段來達到我們的目標,但是這些手段不能凌駕于我們要實現的目標,甚至變成了目標。

某些地方就變成了為了防疫而防疫,防疫高于一切,甚至不惜一切代價把防疫變成了要實現的唯一目標。那這個時候可能就會帶來很多問題,一些違法違規違紀的現象就發生了。

像一些地方所謂的“硬核抗疫”,看似是硬核,實際上是一種不講道理、不近人情、不設身處地考慮執法對象的做法,這樣的做法其實是要叫停的。

我們可以看到各地對這樣的現象可能都是零星的報道之后才出現事后追責、事后懲戒,沒有形成一套系統性的做法來防范一些過當防疫政策的出現。

合肥市其實是把關口前移,明確哪些不可以做,就是這個底線不可以破。這個底線就是剛才曾老師講的法治。就是要依法行政,依法防疫。法律法規允許你做的,你去做,法律法規不允許你做的,你堅決不可以做。

搜狐城市:怎么能達到這個效果呢?

馬亮:首先就是,在通告發布、政策發布上要統一口徑,要告訴下面哪些不可以做,哪些可以做??梢宰龅墓膭钅阕?,不可以做的堅決不可以做,從源頭上我就告訴你不可以做。

一旦你做了不合法的行為,即使你做得再好,從上級的主管部門來看,你就是失敗的。

所以合肥這種底線意識我覺得非常重要,就是明確基層政府你有哪些權力,你有哪些可以做的一些動作,都規定好,在源頭上把關,我覺得非常重要。

這種底線意識現在很多地方還沒有樹立起來。我們經常講政策“一刀切”,一般的意思是不講特殊性,對政策機械執行,但我覺得我們目前需要一種新的“一刀切”。

什么叫新的一刀切,就是我切出來一條底線,切出來一個范圍,讓執行者只能在這個范圍內,在這個底線之上采取一些手段和措施。

時至今日,我們已經進入到防疫的第三個年頭,關于一些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的問題,我覺得還需要進一步討論、去明確,甚至不光只在合肥這個層面去明確底線,應該在省一級乃至全國層面都要明確這個底線。

比如憑什么防疫隔離有的地方是12天,有的地方是15天,有些地方是一個月?防疫其實應該有一些基本的共識,有一些法律法規明確的,那些不可以觸碰的地方,全國都要一刀切,切出一個空間出來,切出一個范圍出來,讓大家都能遵照執行,這樣的話我覺得各地就不會亂來。

從實際情況來講的話,你可以看到一些基層的政府部門是缺乏法律人才的。我們經常講送法下鄉,下鄉不是光給村民去送法,也是給一些基層政府、基層村委會去送法。

這個時候其實在市級有這樣一個法律專業團隊給各級賦能,讓他們找到底線,找到準繩,也是給他們吃了定心丸。

合肥的“自信”來自科學的預演

搜狐城市:除法律層面外還可以給其他城市哪些啟示?

馬亮:還有就是責任意識。就是市級政府沒有甩鍋到基層,也就是說我明確這些可以做,這些不可以做。實際上上級承擔了防疫的責任。

看似合肥說這個話很輕松,實際上是非常不輕松的。像之前有些地方“硬核防疫”很有效果,就是把路一堵,那絕對一個蚊子都進不來,但是其它方面都損失了。這時候其實上級部門也安心,但是對老百姓不好?,F在合肥說你這些都不可以做,同時你要做好防疫,這對基層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對市級團隊的運籌帷幄能力的要求也非常高。

所以他等于是把責任承擔到了市級層面,而沒有直接去甩鍋到基層,我覺得這種責任意識也是非常強的。

還有就是,科學防疫也在文件中體現得非常好。什么意思呢?就是疫情防控雖然是要把病毒阻斷在外面,但不是說就要采取“鐵桶陣”。

合肥的做法,其實有它的合理性和科學性的。就是如果是把大路都封住,把所有的關口都封住,大家只能走小路,或者藏在后備箱里,這些人進來之后你是完全不知道的,如果有陽性病例是防不勝防的。

所以這個時候與其“堵”不如“疏”。每個進來的人合肥方面都知道在哪里,是誰,這個時候哪怕有病例也不怕。

科學的做法,就是合肥的“光明正大”式的做法,敞開大門讓你來,然后做到對來的人心中有數。

最后一點就是曾老師也談到的自信心的問題,這種自信心不是盲目的自信,而是一種有底氣的自信。

以前合肥叫“賭城”,就是引進很多產業之初很多人不看好,看似在進行一場豪賭,但后來大家也看到他形成了一套很好的產業體系??此圃凇百€”,實際上它背后是進行了大量的分析,前瞻性的考慮。

類似的話,你看合肥的這次防疫,他前期也是做了很多準備,他的預案設計,前期演練這些都是有必要的。就是你要有一個抗壓測試,去估計最壞的情況是什么樣,以及在最壞的情況下我能不能守住底線。他前期其實做了這樣的演練,這樣的演練能夠讓他知道這是可以做到的。

其他城市也是一樣,你想學合肥也不是簡單就去學,把門打開就行了。你首先要去評估一下,比如我建的方艙夠不夠,我的基層的醫療資源夠不夠,政策執行會不會變形,你要先有這樣一些準備才有可能把“合肥模式”學過去。

我覺得合肥模式如果能在更多的城市開花結果,那我相信我們全國的防疫局面會發生很大的改變。

網絡經濟合肥難獨善其身

搜狐城市:本輪疫情對長三角供應鏈和一體化有何影響?

曾剛: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5月9號《上海證券報》發布了針對667家上市企業調查報告,我覺得您剛才講問題可以用數據來證明。

第一個,667家被調查的長三角上市公司,有92%的企業受到影響。真的不是少部分,而是絕大多數企業沒有幸免。其中有37.2%的企業受到嚴重影響,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都難以進行。其中72.4%是由于物流受阻而受到影響,這里面也包括一些安徽的上市公司。

盡管合肥對一些外來的包括本地的貨車司機采取禮遇的做法,但遺憾的是,現在產業鏈不是一個城市能獨立完成的,它跟其他城市有很大的關系。上海、江蘇、浙江是連在一起的。

某一地方的工廠、產業只是擁有某一個環節,包括蔚來很多零部件,比如芯片在上海這邊,假如上海這邊停產,它拿什么生產呢?比如上海的洋山港是全球最大的集裝箱港口,但壓港問題非常嚴重,很多航線已經沒辦法維持下去了。

還有62.8%的公司由于人員流動受阻生產受到影響。人員流動一方面是市內流動,還有就是城市之間的人員交流。長三角地區的高鐵之所以在之前有很高的盈利,就在于人員的高流動,但是現在高鐵基本停掉了。

目前合肥做得是很好,但產業鏈不是一個城市能獨立完成的,我們的經濟不是封閉經濟,而是一個網絡經濟、開放經濟,所以目前來講影響比較大。

搜狐城市:出現這樣的結果的深層原因是什么?

曾剛:第一,認識不到位。其實長三角地區,包括合肥在內,從五年以前就有長三角一體化的國家戰略。在那個發展規劃綱要里面,就已經對這些特殊事件的聯動機制做了一些制度性的設計。

就是說出了事不能自掃門前雪,應該強調信息溝通、聯合會商、共同行動。但是到目前為止,從來沒聽到說過長三角地區的這些城市溝通疫情信息的行動和聯合會議。

所以如果只有合肥一家把路打開,把高速公路的口打開也是沒用的?,F在要強調不能以鄰為壑,要以鄰為伴。只有統一起來,才使產業鏈,使人民生活有所改善。我覺得第一點認識上非常重要。

第二,我覺得比較遺憾的是,雖然現在討論的一些議題和亂象,從上面到下面,從干部到企業到老百姓都對此深惡痛絕,但是這種事情屢見不鮮,為什么這樣呢?因為我們缺乏一個系統的方案預案。有的沒做,有的做了也就放在抽屜里面,他不看的。

另外,缺少系統性的規程。一個突發事件出來,應該有規程,應該有標準,哪個地方誰有資格貼封條,誰有資格設置路障,都應該有規程,但現在沒有。我們說法律是基礎,但是針對現實問題的話,我們要有方案,要有規范,要有標準,這個是需要的。

現在我們經常講,要打破行政的不當約束,這也是中央政府推動區域一體化當中的核心。我覺得在防疫的時候,其實這些原則特別特別有,但是比較遺憾的是現在做得不好

其實我們可以推斷,如果長三角三省一市能夠聯合起來的話,80%以上的供貨問題,總體的經濟問題、就業問題是可以解決的。我常說,要想復工復產,企業正常運行,經濟穩定增長,各地聯合非常重要?,F在是在合肥市內聯合做得比較好,但是怎么把合肥市內的聯合變成城市之間的聯合,我覺得也蠻重要。

合肥可以主動推動長三角聯動

搜狐城市:對此您有什么建議?

曾剛:我覺得要如果從建議上來講的話,就除了把自己工作做好以外,合肥能不能主動跨前一步,主動對外進行協商和推動,不要等到別人來求上門來。

因為合肥市委市政府現在主動是靠前,但同時另外一個我們可以跨越城市邊界,為其他城市提供做事情的思路和方案,甚至引導其他城市如何去做,我覺得這個可能也是未來可以討論的方向。

當然疫情是不好的,但是疫情之下大家可能會對長三角一體化的國家戰略有更深刻的體會,可以趁此機會把比較難的事情,平時不愿意做的事情做好。

把產學研一體化,跨行政邊界的產學研一體化聯動起來,讓我們的科研成果有更好的轉化空間、轉化效益。讓我們的企業從依靠國外的技術到依靠我們自身的技術,讓這些中心城市和周邊的生產、研發更好聯動。

所以我個人覺得盡管碰到麻煩,但是我們千萬不要失去信心,還是要主動作為,應該在里面找到新的發展機會。

搜狐城市:讓合肥區在這一時期推動長三角的一體化是不是要求有點高?

曾剛:還是剛才講的,要有自信,不要因為我行政級別比別人低,城市經濟規模比較低就要一直跟在別的城市后面,只要有好的方法和思路就可以去推動,也能就此為未來抓住契機。

長三角可爭取聯防聯控國家試點

搜狐城市:馬老師對長三角聯防聯控有何建議?

馬亮:曾老師已經談得非常多了,我換個角度來談吧。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4月份國家有一個很重要的政策,就是在若干城市推進防疫政策的試點。特別是一些口岸城市,入境人員的隔離天數減少,隔離要求降低。那這個其實就是發出了信號,就是說我們各地可以去爭取這種政策試點。

我覺得長三角地區也要以這個為契機,去爭取一個城市群的疫情防控試點,當然現在是沒有的。

爭取這個試點去建立長三角地區疫情防控指揮部,在區域層面建立一個指揮部,然后去解決每個城市之間、省與省之間的一些疫情防控的政策對接,我覺得有必要。

這樣的機制協調的不是各個市內部的問題,各個省內部的問題,協調的是跨越省級、市級邊界的一些疫情防控的政策問題。比如政策怎么對接,一些重大的產業,重要的企業怎么保供,人員怎么流通的問題。

這一點如果解決好了,我覺得對于其他的城市群,其他的省與省、市與市間的互動都是非常有價值的。

開源節流應對核酸檢測負擔

搜狐城市:合肥包括其它地方都在建立常態化的核酸檢測機制,如此大規模的投入會對城市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馬亮:這個問題很好,大家也都很關注。比如我現在在北京,從五一開始幾乎每天核酸檢測,頻繁全員核酸的話算下來是一筆不小的賬。

其實核酸檢測一旦常態化,對每個城市來講都是一筆經濟重擔,包括一些直接成本和間接成本是很高的。我覺得對于我們現在的疫情防控來講,常態化的核酸檢測其實是不可或缺的。

但另一方面,很多老百姓說這不免費嗎,其實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把錢投入到這方面,一些其它的事情就干不了了。

在這個問題上應該從兩方面理解,一個方面就是,核酸檢測的成本隨著常態化檢測急劇發展之后,它會進一步下降。

我們想想看兩年前的口罩供應,一開始每個口罩甚至30塊錢、50塊錢,現在一塊錢都不到。它的產能上來,市場供給上來了就能解決這個問題。所以核酸檢測成本一開始一兩百,現在十塊都不到,甚至將來可能更低。

但即使是這樣,如果算人頭的話,它還是比較高的一個成本,對于一般的城市的財政來講是非常有壓力的。而且同時你要看到財政收入其實因為疫情防控也會銳減。

所以這個賬算下來之后,城市財政捉襟見肘的問題會越來越突出。所以我們要客觀看待這樣的影響。

搜狐城市:應該如何應對呢?

馬亮:這種情況下,開源節流還是有必要去強調的。我們要論證一天一檢是不是有必要,什么時候一天一檢,什么時候五天一檢。要做好評估,這個時候規劃很重要。

曾剛:現在大家對15分鐘核酸檢測圈兒談論非常多。

很多人說核酸檢測把時間搞得碎片化了,一些計劃做的事情可能因為核酸檢測就不能做了,這確實是。

但是另一方面,做核酸,疫情防控得好的話可以穩定人心,增強企業家信心,維護城市形象,減少風險。另外馬老師講的開源節流我也非常贊同。

因為15分鐘核酸圈兒的建立要占到財政收入的一大部分,有些地方甚至要占到城市15%的財政收入。

其實我們都知道中國的地方債務比較重,地方經濟現在并不寬裕。你再給我加一塊兒負擔,對一些地方來說甚至都不是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了,是最后一棵大樹了,這個風險一定不能小覷。

要評估好哪些人群該做,可不可以把一些固定的檢測點變成流動的點,檢測的頻率可不可以減少,這樣就可以節流。

另外一點就是開源,比如利用紅十字會,利用社會力量,開通捐贈渠道,我覺得可以專門為核酸檢測開通一個渠道。

我覺得這個問題要從長計議,要有一個合理的分散比例,指望個人、單位、地方政府,任何一個單一個體是很難做到的,可以做一個混合的方案,這個方案還應該因地制宜,適合合肥、北京、上海的是不一樣的,根據當地的收支結構制定。

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真的要把它當成一個長效性的,涉及到我們城市未來發展的命運的問題來考慮。

防疫和經濟民生并不矛盾

馬亮:其實我還注意到合肥在第61次防疫會議上提出,把隔離點變成招商點、招財點、招工點。

現在正好是大學生返鄉的重要時期,所以合肥這么做其實有他的考慮的。另外就是把既有的一些設施用于核酸檢測,其實也是反映了防疫跟經濟跟民生它不是矛盾的。

在防疫的同時擦亮城市名片,讓世界記住合肥,我覺得這樣的一些做法其實非常好。很多在合肥隔離的人,無論是出差的、返鄉的還是找工作的,合肥當地可以在隔離期間給他們提供一些信息的服務溝通,讓他們去理解這座城市,給他們提供政策的宣講、解讀、咨詢,其實對于這些人來講就是很好的一個城市品牌的輸出。

這一點我覺得是合肥抓的點是比較好的。就是我們做防疫不是說就是只做防疫,其他都不要了,而是說我可以四手聯彈,五手聯彈,十手聯彈。

合肥其實在引領一種我們講的城市治理理念的轉型,城市治理思維的轉變。也就是說我們在做很多工作的時候,不是說扎頭進去就去做這個事兒。而且要好好地思考盤算這件事兒跟我在做的其他的事情是什么關系,怎么樣能夠協同推進。

原文鏈接:合肥“光明正大”式防疫帶給我們哪些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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